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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区域国别研究从社会科学诸学科的交叉领域定位于具有国家学科分类管理体系内的一级学科地位的区域国别学，但是“区域国别学”从获致名分到学科建设取得被承认的实绩优先需要确立整合性的理论方法，而理论方法的整合性依赖于学科从业者迟早要达成共识的对象论。本文站在新文科建设的时代高度，提出把区域和国别都界定为社会范畴（不是与、经济等并列的领域，而是包含、经济等各个领域的人际活动总体)，由此解决“区域”与“国别”的字面张力；然后从区域社会的内部结构和外部关联展示区域国别学的研究对象的主要构成，进而推导关于区域社会与世界社会的基本关系、以“社会”为对象的科学方法和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使命约束下的学科目的，初步在逻辑上检验区域国别学的对象论与理论方法、目的论的一致性。

　　区域国别学应当是一种新的学术，这不仅是国家体制所支持的，也是它的世界处境所必然型塑的。大英帝国的海外社会研究是基于帝国与后发现代化地区的关系，美国的地区研究(Area Studies)是基于最后一次世界大战胜利国在和苏联的冷战格局中所谋求与外部世界建立的关系。中国希望体现自主知识生产的区域国别学是世界社会的区域研究，是基于中国走进世界且世界走进中国的双向奔赴关系。中国知识界没有在改革开放之初的学科建设或重建的时期发展区域国别学，只是开展了以二手资料关注国际问题的译介性、综述性研究。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重塑了国人对世界的认知和世界对中国的认知之后，中国知识界深切地认识到我们对世界的科学研究有所落后；在国家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并用力推动大量项目落地之后，社会大众和涉外企业、社会组织都提出了了解世界、培育新型人才的急迫需要，由此对区域国别研究的呼声步步升高。

　　全球化和世界社会是描述地理大发现以来的历史趋势和状态的超级概念。全球化概念表达了地球成为地球村、人类相互之间由遥不可及到触手可及的巨变。世界社会概念则表达了全球化过程进入后期的人类存在状态。世界社会概念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开始形成的，在近30多年的英文文献里成为专门的学术研究概念。电报、报纸等大众传播的信息流通方式，轮船、火车、汽车、飞机等交通工具和交通基础设施在世界范围的布局与运作，都在二战时期达到一个新水平，世界大战虽然并不是全世界都进入了格斗场，也确实是全世界都被同时关联的“世界事件”，这让少数感知能力强的知识分子采用“World Society”(世界社会)的概念来指称这种新处境，指称不足以用“国际”表述的新现象[18]。费孝通先生也在这个时期使用了这个概念，只不过因为当时这个组词还是很奇怪的，他采用了变通的表达方式。他在1947年的文中写道，“在经济上我们全世界已进入了一个分工合作的体系，利害相联，休戚相关，一个世界性的大社会业已开始形成[19]”。当代把世界社会作为自己的主要概念工具的学者是斯坦福大学的梅耶教授(John W. Meyer)，他以科技、教育和基础设施为对象呈现了世界社会的构成，这些领域的行动者、组织构成了世界网络，是“在世界”开展活动[20]。这个概念也被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国际学者布赞所采用[21]，使之在多学科里被更多学者所认识。

　　世界社会的兴起已经是一种普遍感知的经验现象。技术带来的流动性使人口、知识、信息、货物、金融能够在全球流动；人与人的结合也不再局限在小地方，而是在全世界范围发生；由周、月所构成的年历成为人类的共同时间框架，气候和生态的恶化对全球产生的影响使人类感知到大家生活在同一个空间；体育比赛、自然灾害、战争、节庆、明星演艺等频繁地作为世界事件发生与传播——越来越多的关系和事件是发生在世界上，人类也广泛地对此形成了共同意识，这就是涂尔干意义上的实体存在与集体意识共存的“社会”，并因其发生在世界范围，名副其实就是“世界社会”。

　　世界社会，是可以从经验现象来描述的概念，也是可以从有关概念推导出来的概念：区域的出现在结构上突破了一直用“国际”指称超国家的人类社会存在方式的局限，区域不会单独出现，也不能单独存在，特定区域的指称同时意味着其他区域的关联与对照，因此诸区域是以相互区分与关联的系列而存在的，言说区域总是有意无意地在言说世界。而且，当我们把区域作为一个社会范畴时，就隐含着超越“国际”的社会的现实存在，也就是世界社会的存在。

　　我们把区域和国别都视为区域性社会，是在国际所代表的“国家”学之外建立另一种能够观察、论说多种行动主体的交互作用和集体行动的学术。国家，包含特定的国民人口与领土疆域，由合法政府所代表。国家是一个整合概念，又有专属的唯一特定代表，但是国家作为唯一合法代表是主权意义的，现实的多元多重利益在国家内外是一种复杂的现实状态，这就需要我们看到社会，因为社会是一个包容多主体，由各主体各自代表又相互竞争集体代表的范畴，这就需要专业的学术在世界社会的区域研究里发现、界定、表述，形成世界范围的交流与相互沟通。

　　通过世界社会概念去观察，国家和国家间关系不是唯一的焦点，而是在政府与其他社会主体的关系中看待各种社会力量如何在国家层次与外部世界发生关系，如果是世界社会的区域研究，则是在区域范围研究这些关系及其全部条件和过程。政府与万万千千具有法定自主性的个人及其自愿结合的组织实体一起在区域社会的呈现是应该得到专门研究的。世界社会的兴起是现代的一种进步现象，与另一种进步现象，即现代国家走向成熟的过程，是共生并存的。国家在现代进程中需要在世界上通过调动各种社会主体的积极行动以获得资源、达到国家目标。国家立法保护个人和企业的跨国经济活动，国家也通过国民教育培养有能力在全球建立交流交换关系的国民，现代国家借助这些行动主体在世界上竞争而提高自己的竞争力、获得税收、传播影响力，从而达到自己的目标。可见，走向成熟的现代国家乐意并有谋略地支持自己可以支持的其他主体在世界范围扮演角色，“区域”是认识包含国家(政府)的多元主体发生相互关系的研究对象。国家在现代世界追求自己的目标的过程与方式使自己成为促成世界社会兴起的推手，国家在这个过程中的受益既可以从国际关系范畴看见，也可以依靠世界社会范畴的调查研究去发现。所以，同时在国别和区域的范围和层次所进行的社会科学研究一定是世界社会的研究。

　　区域国别学的对象论在建立关于对象的总体性社会属性的认识之后，还需要进一步验证这种对象界定的理论生成可能性。具体的研究将会有具体的发现，但是作为理论建设的检验，我们还应该探讨区域社会的定性与其他基本理论问题的内在相关和逻辑一致的可能性。

　　我们以世界社会的区域研究、全球范围的区域社会研究来确认区域国别学的对象，就必然主张以社会科学的方法来进行区域国别学的研究，社会科学诸学科的方法必然是要被征用的，但是具体的征用需要经过改造。例如，人类学最擅长的是小社区的整体研究，颇为类似小范围的社会科学综合研究，但是人类学又是擅长从小社区认识大社会的，并借此发展了以国家为对象的“国家人类学”。人类学的学术方法积累现在要转到区域社会的研究(把国家视为区域的研究一定是国家范围的内外互动的研究，而不限于国家内部研究的国家人类学)，其方(整体论、微观的参与观察)显然需要创造性转化才能够有效适用。

　　对“社会”的科学研究一定是研究者与被研究者在面对面的人际关系中的互动过程。这是社会范畴对方的基本约束条件。在社会研究的方反思中，主体与客体的认识论关系不再被视为纯粹的客观关系，而是强调其中的基本关系仍然是人与人的伦理关系。人与人的研究关系是一种内容丰富的社会关系，其中有维度，就是权力的维度，当然还有伦理维度，即人与人相互尊重的维度。学界由此肯定其中包含的合作概念。原来的认知是，我在做研究，那么就只有“我”“他”是我的认识对象，服从我的要求就好。现在的认知则是，我跟“你”合作，我们一起进行知识生产，因为你也要发挥作为主体的能动性。这是达成科学性的更优条件。如果对方是逃避的或者是抗拒的心态，你要跟他做访谈，你得到的信息没有真诚作为基础，没有举一反三的那种倾诉(作为研究过程达到好的状态的一种体现)，那么我们标榜的参与观察并不能融入，深度访谈并无深度。

　　我们把这一方的认识转向区域社会研究，对于知识生成的目的就会出现新的认识。中文知识共同体的区域国别学的目的在合理的推论上，当然是服务于国家和国家的多种主体的学术，同时也应该是一种“为世界的社会科学”。今天世界社会的区域国别研究，不可能再做那种早期英国宗主国式的研究，也不可能是1950年代以后美国式的地区性知识生产。一方面是我们今天在世界上构成的研究者跟被研究者的关系已然不同，我们与世界范围的研究对象的关系不可能套用英国式的、美国式的知识生产方式。在这个世界社会里面，谁也不从属于谁，大家都是要靠说服，要靠对方同意，才能够构成相互合作的学术行动。如此推导的复合的目的论，也是符合我们倡导、践行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也许值得我们强调，从社会范畴推导的区域国别学的对象论、方和目的论的内在关联正是区域国别学在当前成为我们需要的新文科的必要性所在，因为它在合理推测上是我们在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过程中发挥多方面、度的服务作用的不可替代的知识生产方式。

　　［２］牛可．地区研究创生史十年：知识构建、学术规划和—学术关系［Ｊ］．北京大学教育评论，２０１６，１４（１）：３４．

　　［３］任晓．本土知识的全球意义———论地区研究与 ２１ 世纪中国社会科学的追求［ Ｊ］．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０８（５）：９４．

　　［４］李琮，刘国平，谭秀英．新中国国际问题研究 ５０ 年［Ｊ］．世界经济与，１９９９（１２）：５－１５．

　　［５］李安山．中国的区域国别研究：历史、目的与方法［Ｊ］．云大地区研究，２０２０（２）：１７２－１９６＋２２８．

　　［６］丁钰梅，罗林．高校国别和区域研究工作的发展、挑战与展望［Ｊ］．南京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２３（６）：７．

　　［７］崔延强，段禹．新文科究竟“新”在何处———基于对人文社会科学发展史的考察［Ｊ］．大学教育科学二手汽车知识，２０２１（１）：４１．

　　［９］高丙中．人类学国外民族志与中国社会科学的发展［Ｊ］．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０６（２）：１８．

　　［１０］王缉思．浅谈区域与国别研究的学科基础［Ｎ］．国际战略研究简报，２０１８－１２－２１（７３）．

　　［１１］杨成．国别区域全球知识的重构与中国崛起的世界知识保障［Ｊ］．探索与争鸣，２０２２（８）：２７．

　　［１３］宁琦．“一带一路”倡议框架下的区域研究人才的培养：问题与前景［Ｍ］／／夏文斌．“一带一路”与新疆发展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１９：２２－２４．

　　［１４］李晨阳．关于新时代中国特色国别与区域研究范式的思考［Ｊ］．世界经济与，２０１９（１０）：１４３－１５５＋１６０．

　　［１５］赵可金．国别区域研究的内涵、争论与趋势［Ｊ］．俄罗斯研究，２０２１（３）：１２１－１４５．

　　［１６］涂尔干，爱弥尔．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Ｍ］．渠东，汲喆，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１１：２８７－２９０，２９９－３０１．

　　［１７］莫斯，马塞尔．礼物———古式社会中交换的形式与理由［Ｍ］．汲喆，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１６：１２８．

　　［１８］ＳＴＥＩＮＢＩＣＫＥＲＰ．Ｇ．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ｏｖｅｒｅｉｇｎｔｙ ａｎｄ ｗｏｒｌｄ ｓｏｃｉｅｔｙ［Ｊ］． Ｔｈｅ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Ｃａｔｈｏｌｉｃ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 １９４４，５（１）：４７－５５．

　　［１９］费孝通．美国人的性格·后记［Ｍ］ ／ ／ 费孝通．费孝通文集：第 ５ 卷．北京：群言出版社，１９９９，５：４９－５０．

　　［２０］ＭｅｙｅｒＪ．Ｗ， Ｋｒüｃｋｅｎ Ｇ， Ｄｒｏｒｉ Ｇ．Ｓ． Ｗｏｒｌｄ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ｔｈｅ ｗｒｉｔｉｎｇｓ ｏｆ Ｊｏｈｎ Ｗ． Ｍｅｙｅｒ［Ｍ］．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９．

　　［２１］巴里·布赞，王江丽，译．全球化与认同：世界社会是否可能？ ［ Ｊ］．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０（５）：５－１４